從性交易專區、女性受罰,到性工作者的勞動、健康與司法近用
2026年7月13日至14日,台灣舉行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(CEDAW)第五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公開會議。來自不同國家的五位國際審查委員,分別與行政院各部會、國家人權委員會、立法院及非政府組織進行對話。7月17日,審查委員將召開記者會,公布本次審查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。
台灣性產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協會也參與了這次審查。我們透過書面平行回應、非政府組織會議發言及現場補充,把女性與多元性別性產業勞動者面臨的法律處罰、勞動排除、健康風險、社會保障與司法近用問題,帶進CEDAW的審查程序。
CEDAW是什麼?
對許多人來說,CEDAW可能是一串不太好記的英文字母;性工作議題為什麼會出現在CEDAW審查裡,也未必一眼就能理解。
CEDAW的全名是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(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)。
聯合國大會在1979年通過CEDAW,公約於1981年生效。它要求國家採取法律、政策與其他適當措施,消除婦女在政治、教育、就業、健康、家庭、社會、經濟及法律等領域所遭受的歧視,因此也經常被稱為「婦女人權法典」。
CEDAW談的並不只是「男女有沒有受到一模一樣的待遇」。如果一項看似中性的法律,在現實中總是讓特定群體的女性承受更多處罰、暴力或經濟風險,國家就不能只用「法律沒有寫只罰女性」作為回答。CEDAW要求政府檢視政策的實際結果,追求的是實質平等,而非字面上形式平等。
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,為什麼仍然接受CEDAW審查?
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,也沒有進入聯合國CEDAW委員會的正式定期審查程序。不過,台灣在2007年完成加入CEDAW的國內程序,並於2011年通過《CEDAW施行法》,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,使CEDAW在台灣具有國內法效力。
《CEDAW施行法》要求各級政府依照公約保障性別人權,採取措施消除歧視,並且每四年提出一次國家報告。台灣自2009年提出初次國家報告以來,另外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台審查政府表現,逐步形成一套獨立的國際審查機制。
一份國家報告是怎麼被審查的?
CEDAW國家報告審查不是只有幾天的審查會議而已,而是一個延續數年的過程。
首先,政府各部會 依照CEDAW各條文來撰寫國家報告,說明過去幾年完成哪些法律改革、政策措施與服務方案,也提供相關統計資料。
接著,國際審查委員閱讀國家報告及其他資料,提出一份「問題清單」。問題清單會指出政府報告中不清楚、不完整,或與現實情況存在落差的部分,要求政府進一步書面回答。
民間團體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提出平行報告、平行回應,向委員說明官方報告沒有寫進去的經驗,也可以檢視政府提供的資料是否真的回答了問題。
到了公開審查會議,國際委員會依照CEDAW的不同條文向政府提問,政府派各部會代表在現場回答。委員也會另外與非政府組織對話,聽取民間補充、追問與政策建議。
公開對話結束後,委員才會綜合國家報告、問題清單、政府回覆、國家人權委員會意見、民間團體資料及現場答覆,形成最後的結論性意見。
第五次審查裡,性工作為什麼成為問題?
本次問題清單第21題,國際委員已經注意到一個非常直接的性別落差:雖然政府宣稱性交易的買賣雙方都可能受罰,但2021年至2024年間,因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0條遭到處罰的人,絕大多數是女性。
委員因此要求政府解釋:為什麼受罰女性比例明顯偏高?政府如何保護性服務提供者免於暴力與剝削?為什麼接受替代生計轉介的女性人數這麼少?
政府書面回覆提供的數字是:2021年至2024年間,共有5,187人因違反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0條而受罰,其中3,615人是女性,占69.7%。政府同時表示,2022年至2024年間,勞動部轉介24名希望轉業的女性進入就業服務,衛福部則接獲21名有轉業意願且有社福需求的女性。
CEDAW第6條禁止的是販運與剝削,不是把性工作者當成犯罪
在第一天(7/13)公開審查中,審查委員申惠秀(Heisoo Shin)明確指出,CEDAW第6條並沒有要求國家處罰提供性服務的人。她追問政府,內政部警政署在2021年完成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0條與CEDAW精神關聯性及修法研究後,究竟採取了哪些具體行動?政府是否準備修改現行制度,使性服務提供者不再受罰?
政府第一輪完全無法回答研究後的改革進度。
一份研究有三個階段,政府卻永遠停在第一階段
現行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0條及第91條之1所建立的制度,是「專區內不罰、專區外處罰」。地方政府可以設置性交易專區,但自2011年修法以來,沒有任何縣市真正設置。因此,法律雖然保留一個理論上的合法空間,現實中卻根本不存在,使得所有在台灣的性交易都會受罰。
內政部在公開審查中表示,基隆、彰化、嘉義等地過去曾經評估設置專區,但受到「社會共識」及「土地使用分區」等因素影響,最後都沒有成立。
問題是,這個說法從2011年一路講到2026年,已經邁入15年。
更荒謬的是,警政署在2021年完成的委託研究,其實提出了短、中、長程方向:短期處理專區問題,中期制定專法並建立跨部會治理,長期則走向除罪或除罰化。
當申惠秀委員再次追問研究進度時,政府終於回答:「目前還在第一階段。」
政府表示,研究已經函送地方政府參考,後來也通令各警察局。但沒有提出負責改革的中央主責機關,沒有跨部會行動計畫,沒有修法草案、預算,也沒有說明何時才能進入中程與長程。
政府把「社會共識」當作藉口,卻沒有提出如何形成共識;把「土地使用」當成制度障礙,卻沒有研擬「不依賴專區」的替代方案;把「第一階段」稱為進度,卻沒有設定第一階段的起迄時程。這很難不被視為政策怠惰。
性勞推認為,當專區制度15年都無法運作,政府就有責任承認它已經失敗,而不是繼續把失敗的第一階段當成拒絕進入下一階段的理由。
斷水、斷電、拆除場所,然後呢?
政府在國家報告及公開審查中,也高調歌頌,把「第三方警政」作為執法轉型的成果。
所謂第三方警政,是由警察結合地方政府的建管、消防、衛生及商業主管機關,運用建築、消防與商業登記等規定,對被認定涉及非法性交易的場所開罰、勒令停業、撤銷登記、斷水斷電,甚至拆除建物。
從政府的說法看來,這代表執法不再只處罰個別性工作者,而是切斷場所或經營者的「經濟命脈」。
但從勞動者的角度看,問題完全不同。因為政府沒有說明,如何區分涉及人口販運、暴力控制或侵占收入的剝削者,與提供場地、交通、安全、行政服務,或讓工作者共同工作的非剝削性安排。
政府也沒有說明,場所被斷水斷電或勒令停業後,原本在那裡工作的人去了哪裡。場所消失,不代表性工作者也會憑空消失。工作只會被迫移往更隱蔽、更分散、更不容易相互照應的環境。工作者可能更難篩選顧客、協商價格與服務內容,也更難在發生暴力時獲得同事支援。
政府把「讓場所無法營業」當成政策成果,卻沒有評估工作者因此承受的安全、收入、住房與暴力風險。這正顯示現行政策仍然把性工作視為需要消除的治安現象,而不是需要保障的勞動與人權問題。
性勞推在國際審查會議說了什麼?
在第一天 的非政府組織會議中,性勞推指出,台灣的性工作政策仍以取締與裁罰為核心。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實際效果就是對性工作者全國性的處罰,而且受罰者多為女性,也顯示這套制度並不是中性運作,而是把法律風險集中在更容易被辨識、查緝且缺乏資源的性服務提供者身上。
當工作者知道報案可能使自己的職業、工作場所或性交易事實被警方掌握,就更難安全的通報暴力、搶劫、性侵害、偷拍、勒索與剝削,也更難取得勞動、社會保險、住房、醫療與其他權利保障。
我們也回應政府所稱「性工作者本人沒有受到『刑事』處罰」。因為即使提供性服務本身主要受到行政罰,《刑法》第235條關於猥褻物品的規定,以及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》第40條對性交易廣告的規範,仍可能影響線上性工作者、成人內容創作者、場所工作者及協助刊登資訊的人。法律要件如果過度模糊,工作者仍可能面臨刑事調查與追訴,也可能因為害怕自己先成為被告而不敢報案。
我們也提醒審查委員,台灣長期把制度想像限縮成兩種選擇:不是設立性交易專區,就是繼續處罰。但國際上還有不同的除罰化、勞動保障及行業治理模式。政策不應只由內政部警政署決定,而應由勞動、健康、社福等部門共同參與,並讓不同工作型態的性工作者進入決策過程。
第二天:性工作者不只出現在CEDAW第6條
性工作議題經常被放在CEDAW第6條,也就是人口販運與剝削之下。但性工作者的生活,不會只在遇到警察或人口販運案件時才開始。
第二天的審查涉及就業、健康、社會經濟生活及法律平等等議題。問題清單第31題也特別關注低收入與非典型勞動者缺乏勞動保護、社會保障,以及托 育服務能否配合不同工作時間。這些問題正是性產業勞動者長期被排除的地方。
性工作者即使能以一般國民身分參加健保與國民年金,仍不等於擁有正式勞工的權益。當性工作不被承認為合法勞動,工作者便難以取得與受僱身分相連結的職業災害保障、勞工退休金提撥、就業保險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。
夜間與不固定工時,也使一般日間托育服務無法回應實際需求。性工作者申請社會補助或其他家庭支持時,還可能因為職業污名、收入難以用傳統薪資單證明,或擔心身分曝光而放棄申請。
同樣的排除也會延伸到金融體系。當信用評估只承認固定雇主、薪資轉帳及傳統勞動契約,收入不固定或難以提出正式職業證明的工作者,可能更難取得信用卡、一般貸款或房屋貸款,最後被迫依賴成本更高、風險更大的非正式借貸。
在健康權方面,性工作者也不應只被視為傳染病防治的「高風險人口」。我們需要的是有隱私、不受污名,而且不與警政或移民查緝連動的性與生殖健康、心理健康、職業健康、暴力創傷及一般醫療服務。
在法律之前平等方面,性工作者更不應只在國家要取締時被看見,卻在遭遇暴力、追討收入、租屋爭議、平台爭議或其他侵權時,無法以受害者、契約當事人與權利主體的身分使用法律。
除罰化不是放棄處理暴力與剝削
除罰化不是讓暴力合法,也不是讓剝削者不必負責。它要求國家更精確地區分:成人合意的性工作,與強迫、脅迫、詐欺及人口販運不同;工作者共同租屋、相互照應或取得安全協助,也不應被當成犯罪組織;提供服務的人不應因為自己的職業,在遭受侵害時先被處罰。
當工作者可以拒絕顧客、終止服務、安全離開工作場所、與他人共同工作,並在受到暴力時放心報案,國家才更有可能辨識真正的剝削與人口販運。
星期五將公布第五次國家報告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
7月17日,國際審查委員將公布第五次國家報告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。
我們希望委員能指出一個無法再被「社會共識不足」掩蓋的事實:台灣一套已邁入15年都無法運轉的性專區制度,實際上就是全國性處罰,特別是對女性的處罰。
我們也期待政府不要再把性工作者只放進警政、人口販運的框架裡,而應從勞動權、健康權、社會保障、反歧視與法律之前平等的角度,重新檢視整套法制。
性工作者不該只有在查緝、安置或準備離開產業時,才值得被國家看見。我們在工作,也在照顧家人;需要就醫、租屋、存款、借貸,也可能遭遇暴力與契約糾紛。我們不是政策要處理掉的問題,而是有權參與政策、要求安全與平等保障的人。
國際審查可以指出問題,但無法代替政府推動改革。星期五公布的結論性意見,不應再次只被臺灣政府各部門簽收、列管,四年後又成為另一份空轉國家報告中的例行文字。臺灣政府必須提出具體的改革時程,清楚說明何時修法、由哪個機關主責,以及何時停止讓性工作者繼續承擔這套失敗制度的代價。
CEDA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