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勞推要求政府不得再以「保險套作為性交易證據」

發布時間 | 2026/09/02 15:53

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裡,性產業經常被貼上「傳播疾病」的標籤,彷彿性工作者天然就是公共衛生上的風險來源。但對許多實際工作的人來說,健康從來不是一件抽象的事。工作需要使用身體,如何降低感染風險、維持身體狀態、了解安全性行為與定期篩檢,本來就是工作生活的一部分。就像其他勞動者會維護自己的工具與工作環境,性工作者對健康的重視,也應該被理解為職業安全的一部分,而不是一種用來證明自己「夠不夠自愛」的道德考試。


因此,性勞推一直反對把病毒與道德綁在一起。今天我們對 HIV 已經有比過去完整得多的醫療知識,包括 U=U(Undetectable = Untransmittable,測不到=不具傳染力):感染者穩定接受治療並使病毒量持續維持在測不到的狀態,就不會透過性行為傳播 HIV。這項醫學進展的重要性,不只是讓感染者可以健康生活,也提醒我們,感染狀態不應成為判斷一個人是否「危險」、是否值得戀愛、工作或擁有性生活的依據。

真正會妨礙公共衛生的,往往不是人們談了太多性,而是人們因為害怕被歧視而不敢談。當一個人擔心做篩檢會被貼標籤、向醫療人員說明自己的工作身分會遭到異樣眼光,甚至擔心攜帶保險套、潤滑液可能在查緝時對自己不利,再完整的防疫知識,都可能在現實環境裡失去效果。


2026 年的 Body Fresh 事件,讓老問題再次浮上檯面

這個矛盾並沒有停留在過去。2026 年初,台中 Body Fresh 同志生活會館遭警方查緝的案件引起廣泛爭議。警方對外公布案件時,除了工作手機與款項之外,也把現場提供使用的保險套、潤滑液等物品列入查扣證物,引起同志、人權、愛滋防治與性工作者團體的批評。相關爭議之後持續延燒,Body Fresh 最終也在同年 4 月宣布結束營業。


問題並不是警方「看到保險套」這麼簡單,而是當保險套與潤滑液被排列、拍攝,和其他所謂證物一起呈現在媒體報導中時,它們就被賦予了一種犯罪暗示:好像一個場所準備大量保險套,本身就足以證明這裡正在發生不法行為。


但這和台灣長年推動的性病防治政策恰恰相反。


現行《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》第 10 條甚至明文規定,旅館業及浴室業的營業場所應提供保險套及水性潤滑劑。換句話說,從公共衛生的角度,國家原本就希望人們在可能發生性行為的場所取得這些用品,而且取得得越方便越好。


也正因如此,Body Fresh 事件發生後,民間團體再次要求政府正視這個長期存在的矛盾。疾管署隨後公開表示,樂見業者主動提供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,並基於防疫考量,將函請警政、法務單位審慎衡酌把這些用品列為證物的必要性。


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政策問題:如果衛生機關不斷鼓勵民眾準備和使用保險套,執法現場卻可能讓保險套成為「你正在從事性交易」的推論材料,兩套制度傳達的訊息就會互相抵銷。


對一般人來說,這也許只是一則新聞;對實際工作的性工作者而言,卻會形成很具體的風險計算。如果準備越多保險套,越可能在查緝時被拿來解讀,那麼工作者或場所是否還敢大量準備?如果把安全性行為的用品放在明顯、方便取得的位置會增加自身風險,人們是否反而會把它藏起來,甚至減少準備?公共衛生不應該把任何人推進這樣的選擇裡。


性健康不能只剩下「你要記得戴套」


談性工作者的性健康時,我們也希望把問題再往前推一步。過去很多防治工作會告訴性工作者要戴保險套、定期篩檢、注意自己的健康,這些當然都重要,但如果政策只要求個人「做好自我保護」,而不去處理工作環境與制度本身造成的風險,責任最後仍然全部落在工作者身上。


一個人能不能落實安全性行為,不只取決於他知不知道保險套怎麼使用,也和他能不能拒絕客人要求無套、店家是否支持工作者拒絕不安全的服務、遇到暴力時是否敢求助,以及尋求醫療或警察協助時會不會因為性工作身分受到歧視有關。當性工作本身仍然可能遭到查緝,工作者在發生糾紛時也必須同時評估:「如果我求助,自己的工作身分會不會先讓我受罰?」這些都會直接影響健康與安全。


同樣地,性工作者需要的性健康資訊也遠比 HIV 更多。我們與工作者交流時,一再聽到對梅毒、淋病、HPV、肝炎、PrEP、PEP、疫苗以及不同服務方式可能產生風險的實際需求。與其把性工作者籠統分類成「高風險族群」,更好的做法應該是從工作的真實情境出發,提供能夠被使用、也讓人敢使用的資訊與資源。

這兩種思考方式看起來很接近,其實差別很大。前者首先問的是「你是不是危險的人」;後者問的是「你現在需要什麼,才能更安全地生活和工作」。


公共衛生與性工作除罰化,本來就是同一個問題

Body Fresh 事件再次提醒我們,性健康並不是單獨屬於衛生機關的政策。當刑罰與查緝的制度讓人必須隱藏自己的工作、縮短與客人協商安全措施的時間、不敢攜帶防護用品,或者在遭遇暴力時不願意尋求協助,刑罰化本身就已經成為健康風險的一部分。


這也是性勞推長期倡議性工作除罰化的原因之一。除罰化不是主張政府對性產業「什麼都不要管」,而是不要再把成年人合意的性交易本身當成處罰對象。當工作者不必首先擔心因為自己的工作被抓、被罰,才有可能進一步建立真正的勞動保障、職業安全、健康支持與求助制度。


我們也期待 Body Fresh 事件之後,疾管署對警政與法務機關的提醒,不只停留在一次公文或單一案件的回應,而能進一步形成明確而一致的執法原則。防疫用品之所以存在,就是為了讓人降低健康風險;如果它們在另一套制度裡又被賦予犯罪證據的功能,再多的安全性行為宣導,都可能被自己的政策抵銷。


保險套不是犯罪證據。


這句話之所以值得單獨說,是因為它背後並不只關乎一個物品,而是在問我們希望建立什麼樣的公共衛生制度。一個好的制度,應該讓人敢攜帶保險套、敢做篩檢、敢向醫療人員說明自己的處境,也敢在遇到問題時求助,而不是讓人因為害怕污名、查緝或身分曝光,把自己推得離健康資源更遠。


性工作者不是疾病的代名詞,感染者也不是需要被道德審判的人。性健康真正需要的,是足夠的資訊與資源,以及自主、隱私、信任和一個不因為你的工作與性生活而先對你定罪的環境。


只有到了那個時候,我們談的「安全性行為」,才不會只是一句要求個人自己負責的口號。